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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让东晋襄阳人习凿齿自圆其说？
《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宁大学文学院）。
"…正是因为习凿齿这种着重于人物个性风貌的为传指向以及“不实”甚至是虚妄的传述,使这些郡国之书其有了***品格,表现出普遍的***化倾向。正如《宋两朝艺文志·传记序》所言:“传记之作,近世尤甚,……然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收摭益细而通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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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等郡国之书的这种***化倾向,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亦实具有普遍性,这对唐代******的兴起与繁荣实有着十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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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言的：（用《汉晋春秋》这样的野史孤证）“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啊！
经社科院立项考证：习凿齿写东西是用***手法，许多东西看似写史，实为凭空臆造***。所以《汉晋春秋》也最多归类于文学范畴。由他原创炮制的“亮家于南阳邓县，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一句话，是派生出后世“躬耕于襄阳隆中”根源。既然仅为文学臆造，此句更不能作为史证。
您质疑这个，质疑那个，首先请掂掂您自身份量。一无深入研究，二无翔实证据，三无可信佐证，说直白点，是人不是人都能提出质疑吗？
无知无学之辈，学人家做网红，还是多读几年书再说吧！
习凿齿，是东汉开国功臣襄阳侯习郁的后人，是佛学、玄学、历史学家，早年跟随恒温北伐，由于习看出恒温有野心，便著了《汉晋春秋》，记录了东汉到东晋三百多年历史。后官至荥阳太守，前秦符坚要让他做史官，习凿齿坚辞而归乡。
由于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指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城西二十多里地的隆中，隆中属南阳郡邓县，并指出襄阳无西，令南阳一些人恨之入骨。
习凿齿出生时间不详，逝于383年，距诸葛亮去世不到百年，所以对诸葛亮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一个信佛信道的***品也是不错的。就这样一位公务人员被南阳一些人辱骂，可见南阳一些人素质太低。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是有事实依据的，最早关于诸葛亮躬耕地记录是《魏略》，只是说在汉江南岸，并无定位置，《三国志》只说诸葛亮来襄阳投奔刘表，王隐丶王荃父子，在今天看也是河南人，他们的在历史书《蜀记》(比汉晋春秋早)里有“去隆中、观亮宅，立碣表闾”，“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亮之故乡”点明了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汉晋春秋》只是把隆中的位置定了位，所以《汉晋春秋》的结论很可靠，不存在矛盾之处，南阳一些人为了推翻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对汉晋春秋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对习凿齿人生攻击，这种做法令人不齿。
习凿齿在的不知道一千年后有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更没有偏向襄阳，习凿齿本人也于晚年迁家至江西白梅。
《汉晋春秋》的结论得到历代史学家认可，今天的中国文化部门也认可
宛，就是指南阳。
不只是今天的南阳市。宛，是南阳郡的治所。古人云擒敌先擒王，三国时候，两阵交仗，都是将领先出手。
宛就好比南阳的心脏。攻占宛，可以认为就是攻占了南阳。从南阳过汉江，就是南郡。这是襄阳派无法自圆其说的。
再简单的举个例子，甲自称自己是南京人，外省人大都会说甲是江苏人。
这就好比襄阳人明明在湖北其他人眼里是说一口的河南腔，大口啃着烧饼吃着面条，但襄阳人绝不会说自己是河南人一个道理。
最可笑的是某些襄阳人：
1、武汉来襄阳旅游，说襄阳人怎么跟河南人一样。襄阳人会连忙摆手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的湖北人。
2、有次，我发帖说襄阳人喜欢吃面食。就有襄阳人连忙一脸鄙视，说自己从不吃面，只吃大米。我不得已拿出襄阳种植大麦面积有多少耕地（绝对占主要农作物面积）还有牛肉面豆腐面甚至胡辣汤来说明，都被这些人全部否认（真不知道这些打诸葛亮名气的襄阳派是不是襄阳人）。可笑到了连吃米和面都要分开的地步。
3、再说襄阳的方言。至少，襄阳口音在外人耳朵里就是河南的口音，于是襄阳人又否定说自己说的就是襄阳话，甚至拿出一堆字眼挑剔。。听说当年河南卫视的梨园春豫剧擂台襄阳去打擂的还真不少又当何解？上次有个身在台湾的湖北襄阳的美女拍了***让大家猜猜自己是河南人还是湖北人，大多数人听着都说像河南话。可是某些襄阳派为了挣诸葛亮躬耕地甚至到了否定自己原本拥有的都想着与河南人划分界限的地步。
所以，宛等同南阳，在东汉的南阳郡，也是郡治的城堡。而襄阳在当时是南郡，和南阳郡是两个郡治。隆中派从历史与地地理一直在自相矛盾中糊里糊涂着。
细观“襄阳说”的所谓诸葛亮“躬耕于襄阳”的证据，皆出自习凿齿一人所为。诸葛亮说“躬耕于南阳”，他就添油加醋地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三国志》记载“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习凿齿则一句不提诸葛亮“惟”有的这些朋友，而是生造出襄阳人庞德公、庞统，还有住在襄阳的司马徽等人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不知何者是客也”的地步了。而这些记载《后汉书-庞德公传》、《三国志-庞统传》却都没有。《三国志》记载的是徐庶新野走马荐诸葛，习凿《汉晋春秋》则不提徐庶，另外杜撰出司马徽襄阳荐诸葛、庞统，而且对仗“卧龙”编出庞统“凤雏”的名号，既然“凤雏”这么有名，得其“可安天下”，为什么《庞统传》对这些只字不提？刘备可以“三顾茅庐”，为什么对与诸葛亮一起住在“此间”的“凤雏”一顾也没有呢？甚至在庞统投奔刘备帐下了刘备也无动于衷，只让他做一个小小的县令。当然，习凿齿的这些所为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正如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所言：“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自近录……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也云：“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地方，罕闻爱异。”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亦云：“或纂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可见，在诸葛亮这个问题上，习凿齿之《襄阳记》是有“罕闻爱异”和“妄有穿凿”之嫌的。习凿齿治史不严谨也备受裴松之诟病。裴松之在《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认为“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另在《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中，裴松之评论习凿齿曰：“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点评道：“习凿齿之徒，皆***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刘知几对这种道听途说载以为史的做法并不认可。由此可见，“襄阳说”无中生有的行径并非今天才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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